04 地头蛇
烧饼曾经在“鳌先生”手下混过一段时间，对他的底细还是很清楚的。
“鳌先生”本姓贾，之前是个卖水产的小贩，因为为人胆小，遇事总爱缩着脖子躲事，街坊邻居都叫他“老甲鱼”。后来他因缘际会，攀上青帮的一个小头头，生意渐渐做得大了。
前两年，他混成了法租界华捕翻译官，法国人的狗，日本人的朋友，自然没有人敢再叫他“老甲鱼”了。他摇身一变，成了“鳌先生”。
烧饼在“鳌先生”手下混的时候，大多干些跑腿递话的杂活，只在十六铺码头他原本的水产铺子里见过他。不过他在十六铺混了十几年，别的不说，三教九流的人认识一堆。码头扛包的、茶楼跑堂的、巡捕房扫地的、妓院拉客的——这些人平时不起眼，但他们的耳朵和眼睛，比任何侦探都好使。
烧饼请这些人吃了三天的饭。
不是下馆子，就蹲在弄堂口吃阳春面，或者站在桥头啃生煎。一碗面、两个生煎、一根烟，话匣子就打开了。
烧饼打听到“鳌先生”这些年因为混成了翻译官，身价暴涨，置了不少产业。光是在租界里就有三处房产，一处在霞飞路，一处在吕班路，还有一处在贝当路——但贝当路那处没人住，常年锁着门，窗户都用黑布蒙着。
“那个地方不对劲。”说话的是老吴，码头上跑单帮的那位，消息最灵通，“上个月我有个兄弟给鳌先生送货，送到贝当路那栋房子。他说里头阴森森的，像座庙，但又不像是住人的。”
“送什么货？”烧饼问。
“木头箱子，沉得很，两个人抬都费劲。我兄弟偷偷打开看了一下，东西用布包着，露出来的一小块看着像铜的。”
烧饼心里一动。
“铜”这个字像一根针，扎在他脑子里。
他当天下午就去了贝当路。
贝当路在法租界西边，靠近徐家汇，那一带都是独栋小洋楼，住的大多是洋行高管和有钱的买办。“鳌先生”的那栋房子在一条僻静的弄堂尽头，铁门紧闭，院墙上拉着铁丝网，二楼窗户果然蒙着黑布。
烧饼没靠近。他在对面的茶馆二楼找了个靠窗的位置，要了一壶茶，从下午坐到天黑。
茶馆的伙计看他眼生，多打量了他两眼。烧饼对付这种三教九流很有经验，掏了五角钱给他，又细细问了茶馆里唱评弹的姑娘的情况。
那伙计立刻就跟烧饼熟悉起来——不但接了烧饼递的烟，还说：“沈姑娘，苏州来的，惦记她的人很多的。不过到现在没听说有人得手。”说着压低了声音，神秘兮兮道：“听说上面有人的。”
烧饼也不以为意，这年头，能在租界里混的，谁背后没靠山。他也不是真的要打听那姑娘，只是借着问姑娘的由头，让伙计多说两句闲话，也让自己在茶馆里从白天待到晚上的行为没那么可疑。
天黑以后，烧饼看见一辆黑色福特轿车停在门口。车上下来两个人，从后备厢搬出一个木头箱子，抬进了院子。
箱子不大，但两个人搬得很吃力。
烧饼把茶钱放在桌上，走了。
第二天，他又去了一趟。
这次他带了一个人——曹鹤阳。
曹鹤阳换了身打扮，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西装，戴着一顶鸭舌帽，看起来像个跑街的洋行职员。他跟在烧饼后面，走过贝当路的时候，眼睛没看那栋房子，但步子慢了一拍。
“看见了？”烧饼低声问。
“看见了。”曹鹤阳说，“二楼朝南的窗户，黑布后面有光。不是灯泡的光，是烛光。”
“烛光？”
“有人在里面守着。”曹鹤阳说完，拉着烧饼拐进一条小巷，“先走。”
两个人走出两条街，在一家咖啡馆门口停下来。曹鹤阳买了两杯咖啡，递给烧饼一杯。烧饼喝了一口，差点吐出来。
“册那，这是药吧！”
“咖啡。多喝几次就习惯了。”
“不喝了。你跟我说，那栋房子里有什么？”
曹鹤阳端着咖啡杯，靠在墙上。
“如果我没猜错，鳌先生把那两个鼎藏在贝当路那栋房子里。”他说，“不过……那里面大概不止有鼎。”
“还有什么？”
“还有人。”曹鹤阳喝了一口咖啡，“那个守在二楼的人，不是普通的看门狗。”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烛光的位置太高了。如果是在桌上，光线应该是平的，但我看到的光是从上往下的。”曹鹤阳放下杯子，“那个人坐在高处，像是在观察什么。或者说——在等什么。”
烧饼没听懂，但他没问。
他知道曹鹤阳说的肯定有道理。
“那怎么办？”他问。
“先不急。”曹鹤阳说，“我需要你帮我做另一件事。”
“什么事？”
“去一趟杜公馆。”
烧饼愣住了。
“杜公馆？”他重复了一遍，“你让我去杜公馆？”
“你不是跟过杜先生的人吗？”
“那是两年前的事了。再说了，也算不上跟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连那个杜先生手下的人我都没见过几回。”烧饼说，“你让我去找杜先生？我连大门都进不去。”
“不用进去。”曹鹤阳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，递给他，“你把这个送到门房，就说‘老吴的朋友’送的。门房会转交。”
烧饼接过信封，翻来覆去看了看。信封上没写字，但封口处盖了一个红印，像是一个篆字。
“这又是什么？”
“一封信。”曹鹤阳说，“告诉杜先生，鳌先生手里有他要的东西。”
烧饼看着那个红印，又看了看曹鹤阳。
“你认识杜先生？”
“算是。”
“你到底认识多少人？”
曹鹤阳没回答。他把咖啡杯扔进路边的垃圾桶，拍了拍手。
“后天下午，杜公馆会派人去鳌先生的几个档口。”他说，“鳌先生会调动人手去应付。那个时候，那栋房子里的守备会变弱。”
“你要趁乱进去？”
“不是‘我’，是‘我们’。”曹鹤阳看着他，“你跟我一起去。”
烧饼沉默了几秒钟。
“你疯了吧？”他说，“那是鳌先生的地盘。他的人认识我。”
“所以你要换个样子。”曹鹤阳上下打量了他一眼，“明天下午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”
“什么地方？”
“给你换张脸的地方。”
第二天下午，曹鹤阳带烧饼去了老城厢一间不起眼的裁缝铺。
裁缝铺的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瘦老头，戴着老花镜，正在缝一件旗袍。他看见曹鹤阳进来，没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，然后掀开身后的帘子，示意他们进去。
后间是个小房间，墙上挂着各种各样的衣服——长衫、西装、马褂、工人服，甚至还有一套巡捕的制服。
烧饼看傻了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别问。”曹鹤阳说，“挑一套你能穿的。”
烧饼挑了一套深蓝色的工人服，又戴了一顶鸭舌帽。曹鹤阳又在他脸上抹上一点机油，把头发往后梳，露出额头。
“不像你了。”曹鹤阳退后两步，看了看，“走两步看看。”
烧饼走了两步。
“别晃肩膀。工人走路不晃肩膀。”
“我怎么知道工人怎么走路？”
“你在十六铺待了那么久，没见过工人是什么样子？”
烧饼想了想，把肩膀收住，步子放慢了一点。
曹鹤阳点了点头，说：“行。明天就这么走。”
他从裁缝铺老板手里接过一个纸包，里面是两把钥匙。
“这是贝当路那栋房子后门的钥匙。”曹鹤阳说，“明天晚上八点，鳌先生的人会被杜公馆的人牵制住。我们从这个门进去，拿了东西就走。”
“你怎么什么都有？”烧饼忍不住问，“钥匙、衣服、信、地图——你到底准备了多少？你一早就知道东西在贝当路？那你还要我打听什么？”
曹鹤阳把钥匙揣进口袋，推了推眼镜。
“我确实猜测那东西在贝当路。”他说，“在遇到你之前，我准备了三个月。”
烧饼愣了一下。
“遇到我之前？”
“对。”曹鹤阳看着他，“我本来不是特别确定。现在你来了，我能确定了，事情也会容易一些。”
烧饼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他忽然意识到一件事——曹鹤阳说自己被追杀是“故意跑去找他”的，那不是一个临时的决定。这个人观察了他很久，算计了很久，才在那天出现在那条弄堂里。
“你就不怕我看穿你？”烧饼问。
“你不是看穿了吗？”曹鹤阳说，“第三天就看穿了。比我预想得快。”
“那你当时怎么不说？”
“当时你也没问啊！”曹鹤阳推开门，走进下午的阳光里，“我说过，以后不瞒你。”
烧饼跟在后面，走出裁缝铺。
阳光很亮，照得他眯起了眼睛。
他摸了摸兜里那把刻着“义薄云天”的刀。
“曹鹤阳。”他喊了一声。
前面那个人停下来，没回头。
“明天晚上，要是出了事——”
“不会出事。”
“我是说万一。”
曹鹤阳转过身。
“万一出了事，”他说，“你先跑。东西可以再找，命只有一条。”
“那你呢？”
“我跑得比你快。”
烧饼盯着他看了两秒，然后笑了。
“行。”他说，“明天晚上八点，贝当路后门。别迟到。”
“不会。”曹鹤阳说，“你也别迟到。”
两个人站在老城厢的石板路上，一个穿着工人服的小混混，一个戴着鸭舌帽的“洋行职员”。
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老长，叠在一起，像两片拼图。
【未完待续】